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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山“豪门贵子”,放弃赴美继承家业,置身深山70载只做一件事……

编辑:江文燕   时间:2018-8-12 23:10:15   来源:   点击:373

屈指算来,我与他相识已经20多年了,每每听到他的故事,皆是“闻之为歔欷”。

亲之欲其贵

他的原名叫徐大石,其父徐达,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。尽管,上苍让他降生在这家豪门时,父亲才是一个少将旅长。

1948年10月 18 日,他在武汉呱呱坠地。

在我等凡夫俗子看来,一个男人,戎马一生,拥有将军的头衔,那是万目敬仰的贵人了。再按“将门虎子”、“虎父无犬子”的逻辑往下说,他的“虎子”也即“贵子”——不是只赚个嘴甜、图个吉利的“贵子”,而是名副其实、长大后自然就成了贵人的“贵子”。

一个人有幸做这样的“贵子”,可谓是几千年修来的福气。

然而,眼睛还没来得及睁条缝瞅一眼他初来乍到的这个世界,他就被送上军车颠颠簸簸“颠”到了“首都”南京。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,他又被母亲抱着,形同逃难逃至父母亲的江山老家寄养。此时,离他的“初度”,正好20天。

将门添丁,将军夫妇当喜不自胜,怎么会急着“弃子”呢?

今天,徐达夫妇已在九泉之下,我们已没有办法考证,但只要翻开解放战争史,就可以断定徐大石生不逢时。

其时,辽沈战役正如火如荼。被困数月的长春传出消息说,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人们扒光吃掉了。就在徐大石为徐将军“添丁”的前一天,驻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众投奔人民解放军,而后一天,国民党“东北剿匪总司令部”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也被迫在长春率部放下武器。当他们一家来到“首都”时,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以人民解放军完胜、国民党军惨败而结束。我想,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徐达,不会不明白战争的残酷性及这场内战的最终趋势。此时“添丁”,无喜而有忧啊!

我想,将儿子送往老家寄养前,夫妇俩一定权衡再三,最终是被迫作出这项痛苦抉择的。

| 沈天法 摄

好在夫妇俩的人脉关系不错,经各路亲友一番打探寻觅,便物色到一个绝佳的寄养人家。这家人姓廖,家住与徐将军出生的村相邻但更为偏僻的冷山坞里,女主人因新生儿夭折悲痛欲绝,但奶水未断,领养宝宝正合其意,正当其时。还有一个求之不得的有利条件,女主人与丈夫长年在江山县城做帮工,可以暂在县城抚养数月,以隐饰孩子的身世,然后悄悄“溜”回村里。

安顿好儿子,徐大石的母亲,洒下两行热泪,忍着撕心裂肺的弃子之痛,匆匆地、悄悄地走了。

徐大石仍在襁褓中。不过,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廖其贵,从此也就成了廖家的后代。孟子有句名言:“亲之欲其贵也,爱之欲其富也。”大意是说,因为亲爱他,就想使他富贵。廖其贵之“其贵”,是否取孟子这句名言之意,不得而知,反正“其”字后有个“贵”字,至少听起来比大石之名要“贵”一些。

据说,其贵养父的父亲,是一位小有名气的“风水先生”,肚里有点墨水,其贵之名,当是他的杰作。不管怎么说,让其贵日后成为一个贵人,乃是廖家最大的心愿。然而,他毕竟遭受“贵贱反转”,已从贵人之子徐大石变成了庶人之子廖其贵。尽管廖家极力“亲之”、“爱之”,等待他的却是漫长的“卑贱者生活”。

“贵子”藏不住

大湖山以高而陡闻名浙西,人烟稀少。廖其贵的家,就在大湖山脚下,现今称为大陈乡大唐村,屋后靠山,屋前面山。他与几间泥墙屋一起,“藏”在窄窄的山峡里,朝不出山,夕不出屋。

一“藏”就是16年。

16年来,与廖家兄弟一样,其贵过着清苦而平淡的生活。惟一让他留下一点美好记忆的,就是9岁那年,他有幸到这个小山村简陋不堪的小学校里念书。尽管整座学校只有一名老师,教着四个年级几十名学生,但他第一次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。这声音,常常与窗外山间婉转的鸟鸣融合在一起,组成一曲美妙的乐章,让他很享受,也很难忘。然而,这样的生活,命运只让他享受了3年,然后就因家道消乏而辍学,以放牛为生了。

16年间,廖家对其贵的身世讳莫如深。外村人不知,就是鸡犬相闻的邻居,也被蒙在鼓里;至于廖其贵本人,更没想过这档子事。他凭什么怀疑自己的出身呢?没有任何理由啊!

| 沈天法 摄

然而,1964年,也就是他16岁那年,一切真相大白。

那时,廖家似乎开始走红。其贵的廖家哥哥,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其贵的养父,成了公社一家煤灰厂的“负责人”,是全国性的“先进分子”,被上头派往苏联学习培训,并且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其贵本人,也时来运转迎来一个人生重大转折点——被选为大队卫生员的候选人。这是不错的机遇。据说,相中他是因为他生性乖巧苗子好。不过,我想,廖家哥哥那时还当着支部书记,或许也有些便利。

选卫生员,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,马虎不得。严格把关的第一条,就是要进行政治审查。

审查怕什么?廖家的成份是贫农,根子很正!其贵的“贵子”出身嘛,神不知,鬼不觉,还有什么好担心的!

俗话说,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。冷山坞里,也藏不住秘密,藏不住真相。

大陈公社一名中学校长,原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高级将领,他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,竟然详细了解廖其贵的身世。出于正义感,他向政审人员揭发了真相。我想,这在当时,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。

起初,其贵养父担心道出真相会坏事,便咬定牙根,不肯松口,只说“其贵是我亲生的”,可后来,在证人证词面前,他又不得不低下头来,承认“其贵的确是徐达的儿子”。

这一来,其贵养父的脸上即刻沾上了“欺骗组织”的污点,先进的光环瞬间消失,渴望入党的愿望化为泡影。要知道,他非常痴情地热爱共产党;若可以,他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入党的资格。无论说什么,他也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。于是,他一气之下,吐血成病,且一病不起,3年后撒手人寰,享年仅43岁。其贵告诉我,养父临终前,仍一再对家人说:“我要入党!我要入党!”

为“藏”其贵的身世,养父付出了血的代价。这让其贵椎心泣血,无肠可断。

厄运继续降临廖家。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而至,冷山坞忽然间也热闹非凡起来。当支书的廖家哥哥,一夜醒来,成了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被人戴上了“高帽”批斗。

幸好,其贵身世的秘密被揭开时,“文革”尚未涨潮,冷山坞里里依然平静,政审人员的头脑也还冷静。他们说,在16个春秋里,廖其贵都是贫农的儿子,仅有可以忽略不计的20天是国民党将军的“贵子”,当个最底层的卫生员,有何不可!

“同意!”经上级批准,廖其贵于1965年,当上了大队的卫生员,后被称为“赤脚医生”。

不过,“阶级斗争依然是复杂的”、“阶级敌人时刻都有新动向”,廖其贵毕竟是来自敌营的血脉,对他的使用要“适当控制”。怎么“控制”呢?不让他走出他生活的那个山坞参加任何培训,只派一名医生上门给他一点辅导,让他能够开展最简单的卫生服务。直到“四人帮”倒台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,廖其贵才第一次获得资格,让他走出山坞到县级下面的区卫生院实习一个月。廖其贵不无感慨地告诉我,这是迄今为止,他所接受的最高级的临床培训。

随着岁月流逝,廖其贵的身世渐渐被人淡忘,而“赤脚医生”的形象则让他十分意外地身显名扬。

神话诞生了

“敷料”是怎么写的?廖其贵对我说起当初写不出这两个字的情景,笑起来仍然有些尴尬。

当初,廖其贵背起药箱能做什么呢?无非就是敷伤口、包烂脚。敷一次伤口、包一次烂脚,花了多少钱的“敷料”,要记在账上,可他这两个字怎么也写不出来。

他急出一身冷汗,同时也掂出了自己的分量:一个连“敷料”两个字都写不出来的人,怎么当好卫生员呢?

他借了许多书,也买了许多书;一边学医,一边学文化。除了勤查字典,他还拜当大队会计的“秀才”做老师。他夜以继日、孜孜不倦地自学。几年下来,竟然也能粗略读懂手头的医书。

1968年秋天,有个“四类分子”的3岁幼儿,得了急性肝炎,因没钱住院,从区卫生院抱了回来,让其贵“试着治治”。那时光,贫下中农到卫生院看病,可以到生产队预支几块钱,而“四类分子”则没有这项待遇。孩子的父亲说:“其贵,这孩子反正是个死,你大胆试,医死了也不怪你。”

其贵对着医书,上山采草药,也对着医书观察病情,调整用药。结果,没出20天,没花掉病人一分钱,他居然把孩子的病治好了。

消息传开,廖其贵名声大震。先是村内村外,后是市内市外,东南西北的各类肝炎病人纷至沓来,把他捧为“杏林高手”、“肝病克星”。或许,这“高帽”是戴得有点高了,但经他一次次尝试,一番番探索,治愈的肝炎患者数以万计,却是有目共睹的。

不过,让他名声籍甚的却是另一顶高帽:“神蛇医”。

| 沈天法 摄

1970年夏天,廖其贵得到一个口信,让他去毗邻的常山县治一个蛇伤患者。要说治肝炎,他心中还有些谱,而治蛇伤,却是乡里人进皇城——头一回,连门边也摸不着呀!然而,这个病人正是他女朋友年仅16岁的小弟弟,因夜间走山路不慎,被黑背腹蛇咬了脚背,已毒遍全身,危在旦夕。当地数位蛇医看过,没法子;送到县医院,医生摇头说,“送迟了一步”,只得拉回来等死。未来的丈母娘下了死命令,让他这个当“赤脚医生”的“毛脚女婿”试着治一治,说法与让他治肝炎的“四类分子”相仿:“反正是个死,治好了是好事,治不好也没你的事!”

那时的劳动纪律严似铁。一个月只有4天假,除此,他惟有在夜幕下才拥有行动自由。等到晚上6时,他才能启程,步行两个多小时后赶到15公里外的女朋友家;凌晨4时,他又必须从女朋友家出来,在早晨7时前赶回村里。一连数月,几乎天天如此。

他翻烂医书,做了不少功课。面对奄奄一息的特殊病人,他煎了大量草药,又是喂服,又是清洗。除此,他铆足劲,不断走访周边地区的民间蛇医。凡听说是蛇医,无论远近,他都连夜登门求教;凡讨到蛇药,不管是药丸还是药末,都给病人服下。

一个多月下来,他连续走访了五六个蛇医,讨了几十种治蛇伤的药,病人服后未见明显好转,但也还维持生命,未见进一步恶化。讨来的皆是药丸药末,因而病人到底服了哪几种草药,他一概不知。

| 沈天法 摄

一天,听说开化县大山区里有个“老右派”治蛇伤非常了得,他便急忙查明住址,披星戴月,前往拜访。

那个地方比女朋友家还要远。去一趟,廖其贵得动用一个非常宝贵的白天假日,外加一个夜晚。在正常情况下,他得午夜动身,先步行三个来小时,再摇摇晃晃地坐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,最后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,然后花上相同的时间当天返回。可第一次去,又要等车,又要问路,少不了还要走弯路,竟然花了9个多小时才见到那位也是“藏”在冷山坞的“老右派”。

老先生与老伴单家独户住在3间泥墙屋里。他那稀疏的头发全白了,但一丝丝反梳着,给廖其贵的第一感觉是,“挺有知识分子的派头”。

彼此见了面,其贵说明了来意,描述了病情。老先生踌躇了一番,配了可吃四五天的药量,收了两元纸币,说是“拿去吃吃看”。其贵拿了药道了谢,转身就走。

病人服完后,似乎有些效果。其贵决定再次前往拜访。

这一次,他背了十来斤面粉,还有一大把刚从菜地里摘下来的六月豆,太阳刚刚出山就赶到老先生的家里。进了门,二话没说,他就操刀砍柴,挥锄清理屋前屋后的水沟,又将溢满粪缸的粪水一勺勺掏到桶里,挑往老先生的自留地,一勺勺地浇玉米、南瓜苗。末了,他挑起水桶,将水缸里的水灌满。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老先生夫妇,留他在家里吃了中饭。交谈中,其贵知道老先生原是一个老军医,已是86岁高龄了。因有一段“右派”的经历,他性情孤僻,不苟言谈,行事十分谨慎。尽管其贵一再表示,希望“多拿点”,可老先生只比前一次增加了两天的药量。

其贵不甘就此罢休。第3次去时,他如法炮制,又主动勤快地给老先生打起了杂工。干了半天,老先生终于被感动了,说:“这些草药山上都有,你自己挖吧!”

在老先生的指点下,其贵认识了十几种治蛇伤的草药。自己识药,治疗起来当然就得力多了。半年后,未来的小舅佬在他的精心医治下,竟然起死回生,完全康复了。

又一个美丽的神话随之传开,廖其贵被神化成妙手回春的“神蛇医”。

| 沈天法 摄

“神医”名下,其实难副。慕名找上门来的蛇伤病人接踵而至,着实让本质上还只是个“赤脚医生”的廖其贵难以招架。

如今,回忆起当初的情景,他依然感到惊魂动魄:“每年都有几十个蛇伤病人死在我面前啊!”

个中原因,当然有其交通不便而“送迟了”的,但他那时只有半瓶酱油半瓶醋的医术,也是毋庸赘言的。

病人绝望无助的眼神,家属惊天动地的哭声,一次次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,让他一刻也不敢懈怠。除了潜心从书本上汲取营养,他反复从实践中揣摩体会。四处拜师求教,更是他的一大法宝。他先后拜20多位蛇医为师,还与8位挖药材为生的山农交上了朋友。其贵说:“这些挖药材的朋友,识药懂药,对我帮助很大。”

最近几年,头顶上闪烁着“全国优秀乡村医生”光环的廖其贵,每年治愈严重蛇伤病人600多人。对此,一向言行谨慎的他,也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:“如今,再也没有蛇伤病人死在我面前了。”

他的话,让我想起了偶然听到的一句顺口溜:“贵人其贵,蛇伤病人的保险柜。”

“贵人”藏心中

何为贵人?

在大唐村一些村民的心目中,曾是“村官”的廖其贵就是贵人。

1986年10月,其贵继承养父遗志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开始履行一个中共党员的职责。后来,他当了4年的村民委员会主任、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。9年间,他与伙伴们一起,架桥修路、改造山溪、复垦废弃矿山、开通有线数字电视,还让30多户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下山脱贫,实事、难事办了一件又一件,但他不仅没有拿一分报酬,连差旅费也没有报销过一次,甚至反贴村里数万元。村民中,有的邻里有隙,有的婆媳隔阂,有的治病、上学有难,往往去找贵人其贵相助……

在国门初开的岁月里,外商、外宾、华侨、外籍华人皆是国人心目中的贵人。廖其贵只要点个头,跨出一脚,就可从庶民之子还原为豪门贵子徐大石。

1987年夏初,已是美籍华人的徐家哥哥,遵父亲之嘱,从洛杉矶赶到上海,又费尽周折,把电话打到大唐“村部”。听说39年前被父母“雪藏”在冷山坞的亲弟弟“至今活着”,徐家哥哥悲喜交集,见弟心切。于是,在约定的时间里,亲哥俩通了电话,又相约在上海见了面。血缘让哥俩初次见面,便分外贴心。哥哥翻来覆去地传达父母心愿,希望其贵尽快办妥出国手续,不久就能跟他走。那里,有他在冷山坞里难以想象的汽车、洋楼、产业——他可以去当一个农场主。哥哥回去复命后,父亲又写了亲笔信让他赴洛杉矶定居,徐家上下都在太平洋彼岸一次次地催他动身。然而,犹豫徘徊了一段时间,他却把一本有效期5年的出国护照交回了公安局。他的理由很简单:“小山村里,有我可采的草药、有我要治的病人,走不开,丢不下!”

这在当时,可谓新鲜事一桩。正在干“跑新闻”活儿的我,与几位同仁一起采访了他,并由我执笔写了篇小通讯,题目叫做《小山村与大都市之间》,有的报纸刊出时另加了主标题《他选择了小山村》。的确,他最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小山村。

华侨、外籍华人没做成,“村官”也不做了,他还是个贵人吗?

贵人该有一副贵人相。从外表看,其贵怎么也不像。论身材,他比养父矮,不如生父高,难以把一般成年男子比下去;论穿着,常常是脚穿破皮鞋,腰扎旧皮带,身着可以轻易在地摊上买到的衣裤。第一次见“洋哥哥”,出家门时空中有雨,到上海时艳阳高照,结果他穿着高筒雨靴,走在繁华的大街上,“土”得令哥哥目瞪口呆,路人“侧目相看”。

然而,在一拨人、一拨人的心目中,其贵就是生命中的贵人。

浙中有个“养蛇大王”,年仅3岁的贵子,不慎被五步蛇咬伤右脚。在一家大医院治疗了7天,医生将一张“截肢”意见书送到他的面前,让他签字。字一签,宝贝的右脚就没了。笔重千钧,又万般无奈。就在这当儿,他从一位江山商人口中,认识了生命中的贵人。在其贵蛇伤医院呆了半个月,小宝贝双脚完好地痊愈了。脚是宝贵的,钱是不缺的,掏个几万元是有心理准备的,可其贵仅收一千来块钱便送病人出院,这让“养蛇大王”感慨万分:“保住了儿子的脚,还学到了做人,真是碰到贵人啦!”

每年,都有不少蛇伤病人,在万般无奈之际,因某种机缘,从县市医院,甚至从上海、杭州、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医院转出来,在浙西偏僻的小山窝里,找到如今挂着“江山市大唐社区卫生服务站”牌子的小医院,遇上这位悬壶济世的贵人。

谁都渴望生命中出现贵人,也都渴望自己也成为一位贵人。然而,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贵人呢?在与其贵的交往中,我有了新的感悟。

许多人有个习惯,要将咬他的蛇打死送给医生,为的是便于诊断。凭其贵的本领,本不需要见蛇诊断,但还是不断有患者这样做。于是,他就有选择性地将这样的蛇泡进酒里。不久前,我去拜访他,他就拿出这种蛇酒招待我。我又摆手又摇头:“不喝!不喝!”为啥?一来不胜酒力,二来嫌此类酒腥味呛人。其贵笑哈哈倒了一盅,不依不饶地要我“品尝、品尝”。我舔了一口,竟觉一点不腥,不由得连称“好喝”。其贵相告,蛇酒不腥,乃是贵人相助。

原来,浙南有户人家,连续5代被毒蛇咬得无手脚齐全者。第6代人被蛇咬时,因遇上其贵而免残。因家境贫寒,无以致谢,遂破例送上祖传去腥秘方,一除其贵土制蛇酒之腥味。其贵感其心诚,视之为贵人。

其实,在其贵的眼里,所有的病人都是贵人。诊断施医,他无论昼夜,随叫随到;收取费用,他能低则低,能免则免。他一脸诚恳地对我说:“没有他们,哪有我的今天!”

我似乎明白了,其贵之所以被视作贵人,藏于成千上万的人心中,就在于他的心中,藏着成千上万的贵人。

是啊,“君子贵人而贱己”,只有把别人当贵人而置于心中的人,才称得上真正的贵人。